是“窮死”還是“商殘”，不能成為地方文保的單選題，不允許過度商業化及無序開發給文物古建及歷史風貌造成傷害。吸納社會力量增強基層文保能力，是拓展文物保護路徑的必要嘗試。某種程度上，探索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并形成可持續的機制，也是一種對文明的守望。

據8月19日央視報道，甘肅天水擁有西北地區現存規模較大和保存較完整的明清時期居民院落群，為了搶救這些古建筑，天水市從2015年至2021年撥付保護資金超過8.88億元。可不少市民和游客發現，修繕一新、商業化運營后，很多古建筑被改頭換面，脫離了原有風貌，有的甚至被改造成日式餐廳，一些結構性改動還危及院落安全，有當地民眾說這“純粹是突出商業利益，沒有文化沉淀，沒有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東西”。目前，當地回應稱，已成立核查組并制定整改措施。

撥付數億元用于文物保護，說明當地對保護歷史文化遺存及發展文旅業的重視程度。然而，文保院落“面目全非”，讓人心痛。未批先設、未批先修，相關要求成一紙空文，主管部門因為沒有收到報批手續而“無從監管”，這些是當地文保工作存在的問題，也折射出文物古建保護開發在很多地方的共性問題。

(資料圖)

論文物古建的保護，一些地方面臨“窮死”困境——基層文保力量薄弱，相關法律法規經常遭遇“軟著陸”，文物古建保護形勢日益嚴峻。曾有業內人士指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國家專門保護，省級文保單位是省里投錢，縣級文物幾乎沒有相應資金。

論開發，一些地方又常常難免“商殘”風險——社會化商業運營通常成為文保單位開發利用的主要手段，而找到因地制宜的開發利用模式并不容易，引入不當、用力過猛等都會出現“因商致殘”的情況。

是“窮死”還是“商殘”，不能成為地方文保的單選題。為此，不少地方持續探索文物古建的開發利用方式，探索多種模式，形成發展產業鏈，增加對文物古建的保護維度，繁榮文旅產業市場，為文物資源的保護利用及文化傳承積蓄力量。

事實上，將一部分有居住價值和商業價值的歷史建筑進行商業化運營，以彌補文物保護財政投入不足，是國際慣例。但各國對具體的開發方式都有相應限制，一般都不能改變建筑本身的用途。比如上述新聞中，天水古城中的29處文保單位被監管部門授予特許經營權，要求其必須按照文物保護法等要求履行審批備案手續，無論業態設置還是裝修改建，都要經過至少縣級文物部門的批準。

然而，一些地方文保單位往往很難抵擋商業化拳腳的大開大合，同時相關政策也時有動搖。比如，不少地方的古建被商業項目擠占，甚至導致面目全非；一些文物古建為經濟發展讓路而被拆除，在輿論壓力之下，有的地方又大舉投入修復甚至重建，勞民傷財且損失不可逆轉。一些文物古建被損毀，割斷了當地的歷史文脈，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遺憾。

從諸多現實案例看，文物古建的商業開發關鍵在于把握合理的、適度的邊界和平衡。這需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通過社會公益基金、全額出資、與政府合作等方式，參與文物古建本體保護修繕、歷史風貌維護、旅游文創開發、文化傳承發展等全過程，實現文物古建在“保護第一”基礎上的良性開發。

目前，在文物古建保護利用方面找到“成功密碼”的地方不少，如江蘇蘇州、山西平遙等古城，江西婺源、四川宜賓李莊等古鎮，還有四川閬中古城歷史文化街區、浙江紹興倉橋直街等歷史文化街區等，在這些或大或小的天地之間，當地傳統風貌和文化氛圍被最大限度保留下來，其文旅資源和經濟發展潛力也被激活。此外，山西曲沃縣、安徽黟縣、浙江金華市等地也出臺過允許民間“認領”文物的相關文件，只是相關嘗試成效不一，值得復盤總結經驗及教訓。

斑駁商號、老宅木雕，幾經歲月洗禮，更顯蒼涼厚重。文物古建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符號，值得好好珍藏，不允許過度商業化及無序開發給文物古建及歷史風貌造成傷害。

我國是文物資源大國，也應是文物保護大國。吸納社會力量增強基層文保能力，是拓展文物保護路徑的必要嘗試。某種程度上，探索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并形成可持續的機制，也是一種對文明的守望。（工人日報 評論員 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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