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倦怠”能靠“精神離職”解決嗎?

專業人士建議，應從以人為本出發，通過合理分配工作任務、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舉措，進行疏導和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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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很多工作逐漸數字化、要求在線協作，使得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漸趨模糊，容易造成職工無法“離線休息”，進而導致職業倦怠的問題越發突出。專業人士建議，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來疏導和緩解職業倦怠。

“我工作6年了，沒想到現在領導、同事打來電話時，我竟然會感到心慌，忍不住地會回避。”90后的鄭陽畢業后在北京一家企業擔任審計，從職場新人到部門骨干，他成長得很快，也很有成就感。然而，當下，因為種種原因，他對工作感到深深的倦怠，開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

如今，工作久了感到倦怠的人不在少數。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將“職業倦怠”作為職業健康綜合征納入《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指個體在工作重壓下產生的身心疲勞與耗竭的狀態，伴隨長期壓力體驗產生的情感、態度和行為的衰竭。

職業倦怠背后有何成因?這會對職工和企業產生什么影響?應如何化解和應對?《工人日報》記者就此展開了調查。

職業倦怠讓人失去創新動力

由于審計工作性質原因，出差、加班對于鄭陽來說是家常便飯。為適應艱苦、偏遠的出差任務，他常常壓縮自己的睡眠時間。工作幾年后，鄭陽的體檢結果顯示一些指標異常，他開始對工作產生抗拒。

而鄭陽發現，領導常常以他未成家為由，不公平地安排工作。同時，他發現，近兩年公司評定績效時，“有同事活兒干得沒我多，評優和晉升卻都比我快，領導美其名曰‘輪流坐莊’。”這導致薪資漲幅很低，讓鄭陽倍感失望。

分配不公和晉升難之外，工作的重復性也讓人產生倦怠。張曉在一家新媒體公司擔任運營3年了，她原以為新媒體工作可以發揮創造性，然而她發現，工作很容易形成套路，和自己的認知有很大落差，便逐漸失去思考、創新的動力。

“工作要求持續追熱點、追求點擊率，同時微信卻永遠下不了線，信息必須時時回應，就算不在辦公室，也要為工作操心。”張曉說。

2023年12月，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1000名職場人士進行的調查顯示，93.8%的受訪者對工作有倦怠感，薪資達不到目標、工作時間長是倦怠的主要原因。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黨委副書記謝小云教授對《工人日報》記者表示，從組織層面看，職業倦怠主要源于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之間的不平衡。當職工面臨過高的工作要求，比如時間壓力、繁重的工作負荷，以及持續在線且即時響應工作時，就容易發生情緒耗竭。而當工作資源，包括上級反饋、組織支持等不足時，工作壓力得不到有效緩解，則容易加劇職業倦怠。

“當下，很多工作逐漸數字化、要求在線協作，使得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漸趨模糊，容易造成職工的信息過載，無法‘離線休息’。而職工如果缺乏足夠的休息時間和心理資源從中恢復，就使得職業倦怠的問題越發突出。”謝小云指出。

職工期待適當的心理支持

前程無憂發布的《2022職業倦怠狀況調查》顯示，針對職業倦怠，超六成受訪者希望在工作中獲得心理健康支持，同時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目前企業管理者在察覺心理健康方面沒有達到期望。

在上海一家通信企業工作的夏凡已經數次收到公司提供的免費“心理咨詢服務體驗卡”。盡管有職業倦怠，他卻一次都沒有使用過。“比較擔心自己的心理狀態被記錄在案，被管理人員掌握。”夏凡說。

與夏凡的經歷不同，肖晴跳槽到一家藥企后，最滿意的是該企業建立了良好的溝通制度，職工可主動與直管領導約定時間，每周進行半小時到一小時不等的一對一聊天，解決工作中的困惑。

“我會跟領導聊項目的堵點，并開誠布公地說出我的想法和建議，這讓我很快融入公司并高效地工作。”肖晴介紹，公司還設立了職業規劃團隊，外聘專家在心理小屋提供服務，幫助職工疏導工作和心理上的困惑。

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師王嘉悅對記者表示，當前，一些企業探索建立EAP(員工幫助計劃)服務，旨在通過提供心理咨詢、職業生涯規劃等服務，幫助職工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然而，一些管理者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離職率為主要目的開展服務，忽視了職工的內在需求，容易使服務走偏、流于形式化。”

謝小云指出，目前，很多組織管理者對職業倦怠認知還處于相對初級的階段，對其潛在影響認識不足。

“當職工陷入職業倦怠時，易引發生產力下降、離職率上升。而倦怠造成的心理狀態會使得組織活力降低，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他建議，管理者應提高對職業倦怠的認知敏感度，了解職業倦怠的癥狀和影響，提高對問題的識別能力，及時提供反饋和支持。

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眼看新媒體端一篇篇文章發出去，我卻感到十分麻木。”自覺極度缺乏職業成就感、對工作失去熱情后，張曉選擇了辭職。

比起離職，不少年輕人開始采取“精神離職”的態度應對職業倦怠。所謂“精神離職”，是指在不丟掉工作的前提下，絕對不讓工作占據私人時間。不過，也有人擔心自己由此“擺爛”，卻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面對職業倦怠，這種‘精神離職’的方法可以暫時緩解壓力。”謝小云指出，然而，從長遠來看，卻會導致職工對組織的認同感下降，不利于個人的發展和組織的進步。

“一些人選擇將工作物化、異化、陌生化，以減輕痛苦，但這也異化、陌生化了自己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意義感。”王嘉悅建議，一方面，職工可以通過自我維護和照顧，逐步提升心理彈性，提升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組織環境可以通過改善人際體驗和關系支持，為職工提供消化問題的空間。

那么，用人單位應如何幫助職工化解職業倦怠?有管理者認為，讓職工休個長假或可以解決。對此，謝小云表示，化解職業倦怠，休假治標不治本，如果不從組織層面對職工工作進行支持和調整，其職業倦怠問題依然會長期存在，“應注重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來疏導和緩解職業倦怠。”

他建議，管理者要從組織層面著手，實現“標本兼治”。在組織機制層面，可以通過優化工作設計、合理分配工作任務等來平衡工作需求和職工的資源，同時增強團隊合作和支持，確保職工下班后的工作脫離，幫助職工恢復心理資源。在企業文化層面，管理者要鼓勵開放溝通和心理健康支持，建立容錯、包容的組織環境，使員工感受到組織的關懷。(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于靈歌《工人日報》(2024年09月23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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