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晃晃腦袋，露出兇狠的表情，對著鏡頭快速出拳、肘擊、抬腳踹……前不久，藝人劉洲成在短視頻平臺上露臉并發布了這樣一段視頻。評論中，有網友留言稱是“前妻視角”“被家暴視角”，對此，劉洲成回復了一個“帶血的斧頭”符號。據悉，劉洲成曾被前妻控訴家暴。該短視頻發出后不久，劉洲成短視頻賬號被平臺封禁，目前仍處于禁言狀態。

當下，用家暴玩“梗”在短視頻平臺上并不少見。除家暴外，其他嚴肅事件如“2020年杭州殺妻案”等也成了短視頻博主娛樂化創作的“梗”。

多位專家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將家暴行為等社會嚴肅事件通過短視頻“玩梗”，將本該嚴肅討論的問題娛樂化，有違公序良俗，或給社會大眾特別是未成年人帶來負面導向。有關部門、平臺、視頻發布者等相關主體須明確短視頻的合理創作邊界和底線，強化“把關人”意識，營造積極正面的互聯網內容格局。

本就違反道德法律

卻被娛樂化玩“梗”

這并非劉洲成首次使用家暴作“梗”。在其之前發布的一些短視頻中，他經常公開討論“拳法”，自稱為“劉師傅”，將自己的粉絲叫做“拳寶”。今年年初，劉洲成發了一段女生視頻疑似官宣新女友，女方留言：“大家好，我是新沙袋”，劉洲成則用一個“拳頭”符號回應了女方。

而在短視頻平臺上，“家暴梗”的擁躉者大有人在。記者近日在多個短視頻平臺上以“家暴”“家暴段子”等相關詞組作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有不少視頻以“家暴”創作所謂搞笑段子，還有一些打著“美妝”旗號的賬戶通過化“家暴妝”展現自己的化妝技巧。

“家人們，我要實名舉報我的老公……”視頻里，臉上紅腫淤青的女子抱著年幼的孩子，控訴其老公經常對她拳打腳踢。這時，她身后臥室門開了，一個渾身纏滿繃帶的男子拄著拐杖走出來。上一秒還在哭訴的女子立刻換了表情，朝男子撲上去說：“誰讓你出來的，我還沒拍完呢。”邊說邊動手打他。孩子一臉惶恐地看著父母，以為真的發生了什么，著急地叫著“媽媽”并上前制止。這條視頻下，作者打出的標簽是“逗比家庭歡樂多”。

類似的短視頻不勝枚舉。視頻評論中，有人質疑“開家暴的玩笑一點都不好笑”“為了引流還有底線嗎”“給年輕人錯誤的導向”，也有人認為“只是一個段子而已，不必上綱上線”“挺好玩的”，還有人將家暴作為戲謔的談資進行調侃。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中心研究員曾持認為，以劉洲成的“被家暴”視角短視頻內容為例，玩“家暴梗”的人群主要可分為三類：當事者本人、當事者的支持者、其他公眾。

“對于前兩類人群來說，玩梗是消解負面輿論的一種方式。他們將這視為一種真性情、敢于正視自己負面輿論的勇敢行為。通過玩自己梗的方式，將公眾注意力從自己不道德的行為轉移到敢于自我消遣的勇氣和豁達，這是非常卑劣的營銷手段。”曾持說。

在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看來，家暴是一種人間罪惡，也是社會悲劇。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隨著人們對于人的權益保障和關愛的意識越來越強，對于家暴這種行為的價值判斷就會越明確，這是一種嚴重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需要嚴厲譴責、嚴格防范、追究法律責任。

“反對家庭暴力應該成為一個具有基本文明素養和法律意識的人的常識。我國針對大眾傳播和網絡信息內容監管的法律法規，都有對宣揚渲染暴力內容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規定。因此，無論是正面直接傳播暴力內容，還是借助各種曲折隱晦、需要一定的信息基礎去理解的宣揚暴力的內容，都是不可取的。”李丹林說。

為博眼球吸引流量

模糊焦點影響惡劣

“家暴梗”已經成為一些人的流量密碼。

2月15日，云南籍男子坡某將名為“情人節的下場!”的視頻發布在某短視頻平臺，僅1天播放量就達22萬。視頻內容為一名男人打女人的爭執聲、叫罵聲。該短視頻發布后不久，網安巡查執法人員就接到多起報警，后經查證該視頻為拼接剪輯而成。據坡某交代，他想通過剪輯一條帶“話題性”的視頻博取眼球，以達到短視頻賬號“吸粉”的目的。

不僅是家暴，當下，一些社會嚴肅事件都成為段子手創作的內容。如“2020年杭州殺妻案”發生后，因存在“兇手將妻子殺死分尸扔進化糞池”的情節，“化糞池警告”“絞肉機警告”“兩噸水警告”等成了一些短視頻標題和調侃內容。

一位短視頻博主“幫幫”告訴記者，一些沒有公司或資金扶持的賬號，想吸引關注，大多會選擇“蹭熱點”方式，通過發布相關內容的視頻，并為視頻打上熱點事件的話題標簽，以此引流。

“一些社會熱點事件，比如與犯罪、兩性有關的事件，關注度較高，就會有一些博主為博眼球而進行娛樂化創作，甚至故意與輿論傾向‘唱反調’，因為‘黑紅也是紅’，引來留言指責、謾罵對他們來說也是得到了流量。”幫幫說。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短視頻傳播形式本身具有形象化、可視化等特點，使受眾更直觀地接收信息，因此通過短視頻對社會嚴肅事件進行娛樂化、低俗化創作，極易給受眾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說，將社會嚴肅事件通過短視頻“玩梗”，將本該嚴肅討論的問題娛樂化、低俗化、審丑化，會大大壓縮理性討論的空間。在當今互聯網環境下，流量藝人的傳播能力日益突出，甚至直接影響到網絡受眾的態度與行為，影響公序良俗，給社會大眾特別是未成年人帶來負面影響。

在李丹林看來，這類短視頻的大量出現，與現在便利多元的內容制作和傳播手段有關。但從根本來看，還是價值觀的問題，一個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人，不會去實施家庭暴力，也不會去宣揚家庭暴力、以娛樂美化家庭暴力。

“從傳播的渠道來講，為這些內容傳播提供支撐的平臺，本應嚴格、及時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防范這些內容的傳播。但顯而易見，一些短視頻平臺怠于履行自身的監管職責。”李丹林直言不諱。

標準不一致監管難

平臺需要強化責任

近年來，監管部門不斷加大對低俗短視頻的治理力度，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法規。

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應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復制、發布含有炒作緋聞、丑聞、劣跡等的;宣揚低俗、庸俗、媚俗內容的;可能引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為和違反社會公德行為、誘導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不良信息。

2022年3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新聞發布會，提出將重點整治“七類問題”，其中包括全面清理“色、丑、怪、假、俗、賭”等各類違法違規直播和短視頻;嚴懲偷拍跟拍、搭訕、騷擾、虛構自殺等各類無底線蹭流量，進行違規變現行為。

在受訪專家看來，用家暴等嚴肅社會事件作“梗”的行為，無疑屬于低俗短視頻的治理范疇。

程科坦言，目前對于這類短視頻的治理尚有一定難度，這類短視頻往往處于“違法”與“失德”邊界的灰色地帶，認定標準較難統一，給內容監管帶來困難。與此同時，部分網絡受眾缺乏媒介素養，往往出于獵奇心理與從眾心理大量瀏覽與傳播相關的內容，給相關短視頻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為此，他建議監管部門定期公布相關處罰的典型事例，逐步明確短視頻的合理創作邊界。平臺方也應增強“把關人”意識，對于流量分配，在點擊率與曝光度之外，需更加側重內容質量和創作者信用，并對優秀內容進行流量扶持。最后，應推進相關從業人員的職業化培訓與考核，提升從業人員法律與媒介素養。

在李丹林看來，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努力。特別是平臺、經紀機構、行業組織等應該切實發揮作用。她解釋說，經紀公司、MCN機構對其從業人員的個人自媒體、各種類型的直播、短視頻等賬號的內容負有一定程度的監督職責，包括事前的內容標準培訓，事中或事后的提醒、提示以及相關處理。平臺除了自身的嚴格管理，也應該探索與行業組織、經紀機構、MCN公司以及各類相關公共利益團體組織的合作，及時發現未成年人或婦女權益被侵犯的情況，包括遭受家暴不當內容的傳播。

“娛樂有道，任何突破文明底線、缺乏審美、價值觀倒錯、充滿無視他人權益野蠻惡劣的趣味的內容和表現，都不應該被傳播，相關行為應該受到處理或制裁。”李丹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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