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寧、黃易青（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資料圖)

啟功先生（1912-2005）的書法聞名于世，而他的語言學研究則鮮為人知。啟功先生的語言學著作有《漢語現象論叢》《詩文聲律論稿》《說八股》和《古代字體論稿》等，融多門學術，立一家之言。他的語言學，是在淵源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民族文化還滋養了他另外兩方面的成就：字畫碑帖等文物的考據和鑒定，以及古代文獻、典章制度研究。從根基上看，是書畫藝術、文物考據、文獻學方面的涵養，造就了他極具特色的、中國化的語言文字學。

在漢語方面，啟功先生根據漢語單音節詞意義、用法靈活的特點，以“萬花筒”鏡片組織和碎紙渣的拆裝道理，比喻組詞成句的靈活性，用“意義控制說”解釋語序；根據中華民族宏觀思維的特點，用“開合”或“起、承、轉、合”解釋句子、句群的結構；根據人呼吸的生理特點提出“自然音律說”，對漢語中的對仗、節奏、復重等現象所作的解釋精辟又獨到；用“平仄竿”解釋律詩的聲律，自然而易懂。在漢字方面，啟功先生突破中國幾千年的識讀漢字學，創建了書寫的漢字學，從體、法、理、趣四個方面總結出漢字書寫的規則……啟功先生語言學的特色是一切從漢語現象出發，站在中華民族文化的高度上俯視和解釋漢語現象。

啟功（1912—2005）

壹：“小竹圈”套得了“大熊貓”嗎

《馬氏文通》把“葛郎瑪”（語法）引入漢語語法研究，這確乎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接著也就來了。首先，漢語的首要特點是單音節詞，從而有對偶、平仄、駢文、格律詩，這些沒有成為“葛郞瑪”的研究對象。其次，中華民族有整體、綜合、感性的思維方式，從而漢語句子常有主、謂、賓成分不足的現象，這在詩歌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再次，英語有形態，詞的分類與語法作用對應，漢語詞沒有形態，“用法太活，性質太滑，以英語套漢語，每有顧此失彼的情況”，于是用“兼類”“名物化”等來解釋，“這絕非葛郎瑪不好，而是套的方法可議。……小孩游戲，有套圈一項。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自然沒問題，如套大熊貓，就非換大圈不可了，何況漢語研究，又非套圈游戲可比呢！”

啟功先生認為，“假如從漢語的現實出發，首先承認英語自有規律，然后以英為鑒，鑒其某些適用于漢的精神、方法、乃至局部零件，豈不很好！”

啟功先生從年輕時開始教古文，他歸納文言轉譯中詞、句、段三重層次的問題：詞要關注含義、用意趨向和情態，以及古今演變的情況；句的組成，主、謂、賓以及偏、正、倒之類不是急需知道的，“急需的卻是這個萬花筒共有幾塊鏡片，多少顏色碎紙碴，怎么拆開，又怎么裝上的”；句與句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群，就像一個四層的書架上擺著的書,無不合于起、承、轉、合的組織規律，此外，語法、韻律、修辭也是密切關系。它們表現特殊的“漢語現象”，超出了“葛郞瑪”的解釋范圍。

《古代字體論稿》

貳：人類沒有尾巴，是“省略”還是“進化”

漢語句子成分往往不全。啟功先生說：

“……教起古代文章和詩詞作品，問題就來了。句式真是五花八門，沒有主語的，沒有謂語的，沒有賓語的，可謂觸目驚心。……我國古代作者怎么作了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減于小孩唱的一首兒歌：

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沒有尾巴，一只沒有腦袋。真奇怪，真奇怪。

……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還那么歡蹦亂跳地活著？”

啟功先生認為：“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常見句中‘主、謂、賓’元素不全的現象，在填不滿一條模子時，便以‘省略’稱之。猿有尾巴，人沒尾巴，是進化原因呢，還是人類‘省略’了尾巴呢？孔雀尾長，鵪鶉尾禿，恐怕也難以‘省略’稱之。可見省略太多，便微有遁辭的嫌疑。”

漢語的特點基于中華民族文化和思維的特點，啟功先生的語言學跟他的文化藝術修養有直接關系。他在討論語法時聯想，“由于古漢語具有那些特點，所以出現那些缺頭短尾而跑得很快的老虎。這不但在古漢語中出現，即在中國民族藝術其他品種中，也常有這類情況：例如中國古典繪畫中常有畫著一個茶壺和一個茶杯，畫面上題寫‘陸羽高風’。如果畫一個酒壺，一個酒杯，便可題‘陶潛逸興’。沒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語；沒畫茶或酒流入杯中的過程，很像句中省略謂語；杯中不畫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賓語；壺口并不一定必向著杯，甚至壺柄向著杯也不要緊，很像句中詞匯偶然顛倒或成語先后調換。至于陸羽飲茶，陶潛飲酒，正是兩個典故。”

《漢語現象論叢》

叁：“葛郎瑪”為什么總是躲著詩

人們很少看到拿詩句作語法分析的，是詩歌沒有語法，還是葛氏語法分析不了詩歌？漢語詞的用法本來就很靈活，一到詩歌里更像小泥鰍，到處跑。啟功先生說：“詩文句中詞匯有時顛倒調換著用，雖也常用，但總是有條件的，不能任意顛倒調換。”

啟功先生分析杜甫《秋興八首》其八的名句：

紅豆啄馀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它的語義是：

（那里有）鸚鵡啄馀（的）紅豆粒，

（和）?鳳凰棲老（的）碧梧枝。

但作者在這首詩里主要是寫那個地方風景之美，而不是要夸耀珍禽。紅豆、碧梧是那個風景區中名貴物產，作者有意地把它們突出，所以放在首位。也就等于是說：

紅豆（是）喂夠了鸚鵡的粒，

碧梧（是）爬夠了鳳凰的枝。

啟功先生分別了語義邏輯的句式與為突出強調對象的句式，指出詩是要強調紅豆和碧梧，仍不失語法。這不純粹是寫物，重在引起歷史的聯想。它的上聯“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波”。昆吾、紫閣的典故在揚雄《羽獵賦》：“（孝成帝時羽獵）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馀布，男有馀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又說“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昆吾、御宿是漢時苑林，紫閣在長安，杜甫取漢時故事、長安風物為興，發滄桑悲慨，寫黎民憂思。

《說八股》

肆：格律詩的形狀為什么像烏龜

烏龜的模樣是典型的前后左右對稱，立鰲足于四極；上圓下方，合于天地之象；兩頭狹，應原始要終之德；中間寬，當厚德載物之義。

律詩凝練出語言的特點而具有更典型的表現思想內容的韻律。啟功先生說：“古體格律詩一般八句，首尾兩句可以對仗，也可以不對，中間四句必須是兩兩相對的偶句，這樣的句法分布有人稱之為‘宮燈體’，也有人叫它‘烏龜體’。過去有一種燈，上邊一個提的繩，下邊一個穗子，中間是四個柱，裝上磚或玻璃，里面點上蠟燭就是燈。格律詩首尾兩句不對偶，相當于上面的繩和下面的穗，中間兩相對的四句，就像四根柱。說它像烏龜，也是說它們形狀上的相類。”形式上，頷聯和頸聯的對偶，具有上下左右對稱平穩分布的美，又能窮盡變化的四種平仄句式，在內容上是全詩的核心。如李商隱《錦瑟》詩，《詩人玉屑》謂：“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調適、哀怨、凄清、中和，錦瑟之音的特質，就集中在此詩的頷、頸二聯。但是，宮燈總不能只是中間四柱的主體，還必須有上掛以導之、下垂以安之，就像烏龜也不能沒頭沒尾，無首聯交代因緣則顯突兀，無尾聯余音裊裊則詩意難永。這種體式是歷時事物發展規律的典型表現。

《詩文聲律論稿》

對20世紀中國語言學的主流，呂叔湘先生有句很有名的話概括：“外國的理論在哪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啟功先生沒有經過西方理論的洗腦，他的語言學就不能進入現代語言學的框架，只好在體系之外，不為世人理解。獨特往往被視為另類。古代有一種獸：“麕身，牛尾，馬蹄，一角。”非鹿、非牛、非馬、非犀，這就是麟。還有一種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似雞非雞，似燕非燕，似魚而能飛，似龜而羽豐，只好稱它為“鳳”。東方學術研究是在宏觀構架下分析微觀，西方是在分析的個體中求關系。在一個分科細微的學術體系里，要是硬把啟功先生的語言學歸到哪一類，都是“四不像”。鳳麟不因人們的分類，大象不依盲人的論斷，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或許才是漢語的知音。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25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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